守望民主——对话青年长江学者佟德志教授
本期嘉宾·佟德志
佟德志，首届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政治学理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先后在北京大学、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和访问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青年项目以及其他项目10余项，参与20余项。出版《在民主与法治之间》等个人专著4部，主编、参编相关著作30余部，在《政治学研究》等中英文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并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文章多篇。其中，多篇为《求是》《新华文摘》、SSCI、CSSCI、EI、ISTP等转载和引用。先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15-201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天津市“131”第一层次人才项目等。先后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次），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3次。
民主作为政治学领域时谈时新的热门话题，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学术研究的维度出发，如何就民主理论与其他课题的研究侧重达成兼顾十分重要。此外，对身处研究焦点的民主理论而言，面对不同派生议题时取得协调沟通亦不可小觑。单就具体研究而言，如何坚持“中国立场”的研究初衷，并以民主研究服务中国政治建设等问题均值得揣摩深思。本期学人专访，让我们走近天津师范大学青年长江学者佟德志教授，希望通过本期内容，能使读者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前景、对根植于民主守望背后深沉的研究情怀和学人坚守、对“中国立场”的研究初衷获得新的启发与思考。
首先谢谢政治学人的采访。你做了不少的功课。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电子政府的信息过程及分析》一文。这是我较早的一篇文章，想想当时的情景，再想到现在，对于这些年中国学术界的沧桑变化，确实有很多感慨。记得那个时候，拿到《政治学研究》杂志编辑的编校稿，编辑还附了一封信，让我认真校对。对方没有在乎我只是一个硕士生，我们之间也不认识。一种很纯真的学术研究，在很纯粹的学术探讨里存在、发生，这可能很朴素，但却很真诚。可惜，今天，我们离开它有些距离了。
说起跨学科研究，其实当时没有什么意识，只是凭兴趣。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对计算机感兴趣，计算机课的成绩是我大学所有成绩当中在全班最高的（可能只有这一门是全班最高的）。读硕士的时候，做相关的学术研究，环境也很宽松，没有人必须要你做什么。当初徐大同先生带着我们去吉林大学访学的时候，我还拿着这篇论文向周光辉老师、张锐昕老师等前辈请教。当时电子政务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而且很热门。我的一位师兄还劝我继续做下去，要写中国第一本电子政务的书。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以电子政务为名称的专著或教材。当时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不过是一种兴趣，一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兴趣。后来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还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电子政务原理》的教材。
可能这里的顺序有点儿颠倒。不是我先做电子政务的研究再转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民主理论研究，而是我一直在做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喜欢西方政治思想史，丛日云教授讲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听了两遍，深深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所吸引。读硕士以后，就一直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等课程。我硕士学位论文是在吴春华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主题是美国改革时代的民主思想。博士论文是在徐大同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主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之后，我又在王浦劬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主题也是西方民主。后来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民主与法治之间》和《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这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徐大同先生“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指导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王浦劬先生对我做学问的鼓励则让我受益终生。
我也做了一些西方政治思想之外的研究，如中国民主。我和高建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民主丛书，包括《中国式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五卷，这是一次尝试，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完成的，效果还算不错。此外，我主持完成了“恩格斯合力论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要研究中国民主，之后很多中国民主研究的成果都是围绕着这一课题展开的。2016年，我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对治理进行研究。2018年，我也获批了“四个一批”重大项目，对基层协商民主进行研究。同时，我还做了一些民族、话语体系的研究等，加上我之前做的电子政务的研究，这些研究看起来似乎头绪比较多，但都是围绕民主展开。在研究国家治理时，我主要侧重民主治理；在研究民族时，主要侧重民族与民主的关系；在研究话语体系时，我也是侧重民主话语体系的研究。即便是电子政务，我的兴趣点也是跟民主相关的内容，如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有一点体会的话，我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于我而言，就是围绕着民主的问题展开研究。当然，我并不主张学术研究必须规划得非常严谨，一定要在某一领域做得很深。扎根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兴趣，如果有广泛的兴趣，涉足的领域较多，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前段时间，我们主办了政治思想研究40年的会议，徐大同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多年来一直研究中西政治思想的学界前辈和青年才俊也都到场并发言。讲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91岁高龄的徐大同先生还为大家现场唱了一段京剧。作为一名政治思想研究的从业者，我有很多感慨：政治思想的研究入门门槛高，确实发展很艰难。博士入学难，入学后学习难，毕业难，毕业后找工作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写文章难，申请项目难，评职称难……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学政治思想史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在这么多年，政治思想学人互相勉励，互相帮助，这个学科有了很好的发展。
天津师范大学一直以政治思想研究为自己的特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政治学学科40年来的发展，大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反思。除了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巨无霸”式全面发展的高校外，很多学校的学科发展都突出了自我特色。比如，徐勇教授在华中师大创立的农村问题研究、周平教授在云南大学奠定的民族政治学研究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公认，这些学校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也很好，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78年，徐大同先生踏着改革开放的节奏从北京大学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以政治思想为基础，创立了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到目前为止，学科从事政治思想研究的教师就有十多位。在传统学院的基础上，我们还成立了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创办了《政治思想史》杂志，并进入C刊的扩展版，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园地。在科研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徐大同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和高建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在研），它们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两大系统工程。另外，这些年来，我们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等专题上也做了一些贡献。如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这样的杂志上，我们也发表了大量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关的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就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更是多达十几项，其他项目也有几十项。
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徐大同先生的带领下，天津师大在政治思想人才培养、师资力量培训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徐大同先生在早年教育部委托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上，培养了一批新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高校教师。在硕士、博士培养方面，天津师大培养出了像高建、吴春华、王乐理、杨龙、常士訚、丛日云、马德普、张桂林这样一批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的学科领军人物。想起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和刘训练、庞金友都是前后届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很多学者见到徐大同先生，都饱含深情地表示，是读着徐先生政治思想史的书进入政治学这个领域的。
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扩展天津师大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个是进一步扩展政治思想的研究，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政治态度等的研究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如果把政治制度算作硬件的话，那么这些内容更像是政治系统的软件。比如，我们正在试图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另一个就是向中国政治思想扩展。实际上，目前我们学院已经有五位教师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实际上，徐大同先生与谢庆奎、陈哲夫、朱一涛几位先生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比最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还要早几年。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专著问世。
就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当然重要，但是只有整体学科发展进步了，这个学科才是最重要的。这实际上需要我们在基本概念、核心命题、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等多个方面做出努力。比如，政治思想史上有很多概念，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内涵的，这是政治思想史比较严谨的地方。尽管学术界对这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不一致，但这些概念的基本要素是确定的，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这个需要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实际上，学界也做过一些研究。比如，早年徐大同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思想史部分）《政治思想辞典》等等，张凤阳教授的《政治哲学关键词》等相关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有很多基础的工作需要完成，周平教授将概念的供给视为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举个例子，“主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是博丹提出来的，但是博丹的主权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此外就是核心命题，在概念的基础上，要形成命题，这是常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很多命题。比如，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生而自由的等等。这些命题的梳理也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关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就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另外，我想专门提一句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规范性建设问题。毋庸讳言，西方政治思想的很多研究，缺乏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这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自身特点有关，但并不能因此不重视研究的规范性。比如，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和总结，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无用的重复劳动。在科研论文当中，应该有文献综述的环节，并且尽可能穷尽以往研究的成果，并且指明自己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对政治思想进行解读时，尽量使用原著以求准确，而不是只阅读一些二手文献就得出结论。同时，还要尽量掌握更多的文献，以便能综合地做出研究。在这方面，很多政治科学的研究文章的学术规范是值得政治思想借鉴的。
形成健康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政治思想学科建设特别需要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比如健康的学术批评。政治思想研究当中有很多敏感的话题，这就需要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形成健康的学术争鸣，而不是打棍子、扣帽子，甚至是人身攻击。此外，还要加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团队合作。目前学术研究越发专业化、精细化，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拓展，而且很多时候涉及跨学科研究，这种学术研究背景决定了仅靠一己之力难以大有作为，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团队合作。通过原创研究、方法创新、学术争鸣、团队合作，增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基础，从而形成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增强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我的研究受徐大同先生影响较大。徐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在天津师大开召开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扩大会，徐先生出席并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年龄大了，很多事情都忘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也不会忘，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徐大同先生算是少有的能做到中西会通的学者。徐大同先生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后主编了第一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还与朱一涛等先生一起完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本。正是因为对中国和西方都有研究，徐大同先生才一直叮嘱我们，要树立为中国研究西方的观念。在这次政治思想研究40年的研讨会上，宝成关教授也提到中西会通的问题。实际上，像任剑涛教授这样在中西政治思想研究两个领域都做出重要研究的学者确实很少。
还记得我入学前参加面试的时候，徐先生问我，你愿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还是西方政治思想？我当时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西方政治思想。印象中还记得徐先生沉默了一下，说了一个“好”字。起初我还以为说错了什么，实际上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推测徐先生当时可能更希望我专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我而言，200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年。在2008到2009年的时间里，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仍然做西方民主的研究。但我已经发现，只研究西方民主，无论是理论贡献，还是实践贡献，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尽管在此之前一直有一些研究和思考，但直到了美国，我才开始很认真地思考研究中国民主。
中国的政治学者，当然要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做贡献，我毫不隐讳这样的观点，我也一直把徐先生“为中国研究西方”的学术旨趣奉为圭臬。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及均衡的理论，这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命题。这是一个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有点奇怪的主题。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学者：你认为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冲突吗？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过一句话，现在已经成为经典——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结束文革、开启改革的关键命题，并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么重要的命题，西方是如何处理的？形成了何种理论？我们不是要按照西方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实践，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对我们会有所启发。
一直到现在，我对西方的研究都抱有一种中国关怀，用徐先生的话讲就是——为中国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政治当中对中国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是我研究西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立场会让我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侯更有针对性。当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中国研究西方并不等于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甚至是指导中国，这样常常会犯一些错误。徐先生一直跟我们讲，要反对两种教条：一个是洋教条，就是要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一个是马教条，就是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
对于西方政治理论，很多学者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反思，包括像王绍光教授、杨光斌教授等人，当然也有任剑涛教授、丛日云教授这样的学者。对他们的反思，我很敬重，我自己也做过一些思考。我最早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这本书当中，提出了“民主失败”的命题，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一种提炼和概括，表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反思民主的传统。对于民主与法治关系，北京大学的李景鹏教授、潘维教授、唐士其教授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对民主也好，法治也好，都不能迷信。我想，学习西方理论如果不能理性、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地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那只能是一种迷信。
我在那之后写了几篇反思西方民主的文章。包括对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的反思。当你全面地认识了西方，你就能够更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以对美国宪政的反思为例，实际上，美国政治学术自己也有大量的反思。我翻译了达尔的《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在这本书当中，达尔全面地批评了美国宪法不民主的一面。后来，我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还专门拜访了达尔教授，跟他谈起这些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大学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略带粉红色，对美国宪政的批评司空见惯。十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一篇文章批评了美国宪政，还有人说我迷信达尔。我研究西方民主，观点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个很正常，我也不会因为有人批评就放弃。《探索与争鸣》的杜运泉编辑发表了我一篇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的文章，也招来一些批评。谁都喜欢表扬，但对于这些批评，我会去看，而且很认真地看。就像中学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准备一个错题本一样，这些观点更有利于进步。
研究西方民主是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至少他们的困境与问题会让我们警醒，他们犯的错误让我们有可能避免。如果反过来，认为中国的民主对西方民主困境有启发与参考，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如果由西方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更好一些。毕竟中西方的差异太大了，而且民主政治最容易受到这些差异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了解对方，从对方的发展过程中积累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都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来讲，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民粹主义与协商民主是我最近关注的几个主题，也先后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于世界政治来讲，2016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出成了两只黑天鹅，新民粹主义随之兴起。新民粹主义之新，最根本的一个体现是出现在英美、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当年拉美的民粹主义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在英美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确实值得理论界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新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倾向，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这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当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与右翼的合流。最近，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击败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哈达德（Fernando Haddad），当选巴西总统，人们甚至认为，黑天鹅成了灰犀牛。
自由民主在国内全面推行代议政治、精英统治、政党政治，在国际上推行全球化，而民粹主义则全面反对代议政治、精英统治、政党政治，在国际上反对全球化，成为自由民主内部最成功的反对者。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自由民主结构中最重要的代议政治、政党政治等安排越来越脱离公民的诉求，成为精英统治的代言人，在政治实践上越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这些困境的挑战正在改变自由民主的某些形态，比如，传统的精英统治开始由中心向边缘移动，现有的政党政治将接受挑战，越来越多的公民直接行动会冲破代议制的限制。
我曾经对新民粹主义进行过一个理论总结，最终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上。从“人民”这一概念出发，民粹主义是一种信仰人民的意识形态，主张人民主权，号召以人民的名义改造精英统治。就民粹主义的主体逻辑来看，民粹主义强调人民内在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从而在民族主义、全球化、多元文化等主题上站在右翼的保守立场，在实践当中强调淡化族群身份，反对多元文化，甚至反对全球化。就其外在的人民观来看，民粹主义强调敌视与排斥，在实践中主张反对精英主义。在程序安排上，民粹主义主张人民多数的直接行动，强调改革现政权，形成了反建制、反代议制等实践诉求。
我在前文中说过，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全面分析了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总的来讲，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自由民主的困境联系在一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密切关注。民粹主义是实践性比较强的一种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直接的。最近，我正在与我的博士一起做一篇文章，分析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另外还会有系列文章出来。这些研究对中国是有意义的，能更好地分析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理解右翼政治的兴起，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调整我们的对外政策，更好地推进开放。
嗯，你确实做了很好的功课。这几年来，我确实做了关于政治话语分析的一些东西。除了你提到这几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文章《中国改革进程与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也在《民族研究》杂志上发表。对政治话语的关注，主要来自2012年前后东北大学的一次会议。那个时候，政治话语的研究刚刚兴起。实际上，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还是出于对理论体系的兴趣，尤其是民主理论体系的兴趣。最早的想法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家，实际上我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伯克的政治思想。个人感觉，效果也还可以，但并没有发挥出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效用来，尤其是对政治思想家的分析。特别是在强调文本分析的字里行间潜在的意思，大数据文本分析常常比较难以胜任。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做网络文本大数据的分析。目前用大数据的方法分析了一些公众号和微博的数据，总体来看还是有一些成绩。我们成立了网络内容建设研究院，先期正在与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做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与应对决策支持系统，针对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进行可能有的网络舆情风险研判。
政治话语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值得国内学术界进行关注。就我们的研究来看，用大数据的方法，使用python编程工具或者是一些封装好的软件来分析政治话语，还是比较稳健的。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我们通过对中国国家领导人文选的分析，发现了中国民主话语体系里包含的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等大家公认的内涵，同时，我们还在这些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发出了发展型民主模式。但总的来讲，大数据分析对于政治话语分析来讲，还只是一种辅助作用。大量的分析需要专家介入，因为专家对文本的把握对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些国外的同行。印象当中《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有一篇文章运用大数据的方法，成功地预测了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准确率还是很高的。
《西方政治学》这门课程是一门双语课程。当时我给学生留了一个作业，就是写一篇英文的论文。当然，也不是严格的论文，准确来说是一篇习作。当时的要求确实严格，其实第一次开课我也没有底，不知道学生是否能完成。但是同学们都很认真，结果很好。印象当中要求同学们写三页（单倍行距、五号字那种的），结果有一位同学写了十几页。当时我怕有抄袭，还专门手动在谷歌（当时还没有离开中国）里进行搜索确认。实际上，从里面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来看，也能认定不是抄的。这个教学实践告诉我，学生的潜力是很大的，教师确实应该放手让学生去做，对他们提出更严格地要求，俗话说“宽是害、严是爱”。后来我给研究生上这门课，一般会要求学生直接阅读英文论文，并完成3-4万字的读书笔记，很多学生表示非常受益。
我的授业恩师徐大同先生有一个座右铭：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那对于学生来讲，就要学学问、学做学问、学做人。这可能算是学生最重要的三个品质了吧。
学学问，首先要掌握足够的知识。没有足够的知识，能力是不可能形成的。而且，一般来讲，我也不信高分低能的说法。实际上，如果一个人高分还低能，那低分会更低能。就大多数人而言，高分低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高分的人多数都是高能的，这才是大概率事件。你必须努力地学习，尽一切可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否则，你的学术研究不会顺利的。
学做学问主要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式。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总的来讲，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可怕。比如做学问的流程、方法等这些东西是有限的，但只要你下功夫去掌握、去体会，想做到并不难。很多学生害怕写作，很多教师也会在答辩的时候把学生骂得抬不起头，我以前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办法挺简单。那就是动手写一篇文章出来。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写论文（也可以把议论文包括进来）的经历，你就释然了。学生之所以不会写，可能就是因为根本就没写过几个。平时不教学生如何写论文，不让学生动手写论文，答辩的时候当然会写得比较烂了。
就专业素养的训练来看，我觉得读书可能是最重要的了，这可能与我做的研究有很大关系。我会要求我的研究生去阅读大师的书籍和论文。在人类接受知识的各种方式当中，阅读是最有效率的。通过阅读，你可以快速地掌握大量的知识，同时也能锻练能力，尤其是理解能力。如果阅读量很丰富，写作的能力是很容易养成的。我指导的博士在确定开题后，每个月都要提交读书笔记。我们也准备在学院的培养要求里做相应的规定：学生必须进行一定数量的阅读，并提交读书笔记。
学做人，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我一直在师范大学求学，师范大学讲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对做人的要求会更严格。可能是自己年龄也大了，对我们学院的学生，我也会经常讲做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与幸福，智商并不一定取决定作用，情商可能更起更大的作用。对于一个人来讲，团队合作的精神、乐观向上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意志可能更为重要。有些人天生就有这种品质，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培养也是可以做到的。
作为传统的师范大学，天津师大一直非常注重教学。在政治学学科建设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政治思想研究人才的培养。包括我们设立了政治学博雅班，以培养政治思想的本科人才为特色。我们政治学理论培养的硕士、博士也大多以政治思想的研究为特色。实际上，如果追溯到40年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的发展一直都非常关注人才培养的环节。从徐先生1985年西方政治思想教材的正式出版开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思想的研究对教学，尤其是教材的探索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这之前，徐大同先生就在天津师大学报上发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大纲。自此以后，在徐大同先生的带领下，天津师范大学的高建教授、吴春华教授、马德普教授、常士訚教授，以及刘训练教授、高景柱副教授和我多次完成教育部规划教材，如面向21世纪教材、“马工程”重点教材，我们还在2018年新修订完成了新版的“马工程”教材。这形成了一整套的教材体系，包括大纲和教学辅导材料等，这主要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这两门课程的教材。
正是出于对教学的重视，我们专门募集资金，制作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慕课，并在中国大学慕课上线。《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我校传统的优势课程，由著名政治学家徐大同教授开创，由我和刘训练教授、高春芽教授、高景柱副教授、张继亮副教授、王坚博士等教师分章讲授。该门课程由网易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制作的中国大学慕课平台爱课程提供技术支持，可以使用电脑和手机进行学习。课程平台目前正在开放注册中，如有老师和同学热爱并有志于从事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工作，可以点击观看。如果课程能给各位带来些许收获，那将是我最大的成就和乐趣所在。
目前上线的还是第一版的修改版，第二版将在明年推出。相比之下，第二版更突出了校际合作，包括北京大学的段德敏、复旦大学的陈周旺、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霍伟岸等教授加盟，使得课程更加精彩。
在整个慕课的制作和运营过程中，我有很多感慨。慕课的发展，可能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趋势，能解决很多传统课堂教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使用，将会更好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慕课这种形式，不仅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便利，更会推动高效的学习。对于高校教师来讲，这种形式确实很值得尝试一下。我在政治学类专业教指委兼任委员，王浦劬主任对这种形式非常重视，专门派我到教育部在浙江大学组织的慕课培训班上学习了一个星期。关海庭秘书长还特意让我在年会上给委员们做相关的介绍，目的也在于推进政治学慕课的建设。我们有计划将来举办一个慕课建设的会议，推进国内高校在慕课方面的建设。有很多人担心，有了慕课，一些大学的教师会没有了教职，甚至会下岗，这实际上是对慕课的一种误解。慕课是一种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形式，掌握了这种形式，你就会更好地进行教学。
PS：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直接观看《西方政治思想史》慕课课程。
政治学人公众号是我较早关注，并且一直浏览的政治学类公众号。我也注意到，政治学界很多著名的学者经常会转发这个公众号上的文章，可以说非常受欢迎。政治学人公众号最近又做了几期学人访谈，圆桌论坛等，在传统文章转载的基础上做出了很多新意。我也了解到，这个公众号是一些在校的研究生创办，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以前也尝试过，“政治文化研究网”是我在研究生期间一直坚持做的一个网站，但后来时间太紧张就不做了，这个网站也就停下来了。其中的各种滋味，我深有体会。做这类事情，确实不易，但这件事情本身体现了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关怀、一种坚守。最后，祝愿政治学人公众号越办越好，也祝愿中国政治学研究在青年一代有更好的发展！
本期采编：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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